肖凌之
轻重缓急是许多人常挂嘴边的四个字，说到底是人生的坐标系，在岁月的横轴与世事的纵轴上，标出了该迈的步、该停的脚。人这一辈子，就像在田埂上挑担子，哪头沉哪头轻，哪步快哪步慢，心里要是没有数往往就会崴了脚。
乡下的晨雾里藏着最初的答案。天不亮就得爬起来，棚里的牯牛已发出嗷嗷待哺的哞声，筐里的猪草要够猪吃一天，灶里的火得烧旺了煮早饭，书包得掖在胳膊肘底下——这些事像田埂上的石头，都硌在了脚边。可大人总说，露水重的时候先去割草，不然太阳出来就蔫了；早饭可以等割完草再煮，上学的路不能误了时辰。那时不懂什么大道理，只知道牛不牵出去放，种田就得人拉犁；猪草不新鲜，猪就不长膘；学不上，就走不出所在的山窝里。轻重缓急，原是藏在草叶上的露水上、灶台上的米汤里和腋窝下的书本中，是生存教给我的第一课。
后来进了城上大学，于我而言，学业和自助的双重压力比在生产队时应对“双抢”还要扎实。既要啃下专业书里的硬骨头，又要爬着格子攥着笔给报刊写稿，周末还得挤公交去做家教，假期里想着法子打份工。有回期末考撞上好几篇稿子的截稿期，书包里的课本和手里的稿纸好像在拔河。夜里趴在宿舍的灯下，想起父亲在田里插秧的样子：行距得匀，株距得准，要么从右到左，要么从左到右，移动步子往后退，不然风一吹秧苗就乱。于是先啃透专业课的重点，再把稿子的架子搭起来，家教时带着学生划重点——就像插秧时定好章法，心里就稳了。原来轻重缓急，是在密密麻麻的事务中，先找出那些能撑起架子的主心骨。
机关的办公室里，轻重缓急藏在文件的处理和会议的承办中。当科员时，要赶的材料一个接一个，常会遇到领导突然要一个材料，明天就得用。这时候不能慌，就像当年在土沙地里抢收苞谷，先把熟透的掰下来，剩下的留着明天再弄。后来管着一摊子事，才明白有些会必须亲自到，有些文件得连夜签，有些电话可以等会儿回，有些汇报可以暂时不用听。那些年，见过有人把汇报材料的格式弄得花里胡哨，文字的表达句路子十足，却把核心数据弄错了，把关键的表达弄丢了;也见过有人为了应付检查，把该解决的民生事、基础事，搁在了一边。这就像当年村里有人为了好看，把田埂修得笔直，却忘了疏通水渠，一场雨下来把肥田沃土给推散了。轻重缓急，从来不是看表面的热闹，是要摸到事情的根。
退休后的日子，倒像回到了儿少时期的晒谷场。阳光好的时候，把谷子摊开晾，乌云来了就得赶紧收。只是如今摊开的是文字，收起的是杂事。有人约着“三打哈”，得看当天有没有做完当做的事；有单位请去讲课，得先把稿子的逻辑捋一捋。游泳馆的水波里也藏着道理，换气的时候得慢，划水的时候得快，节奏乱了就游不远。这时候才懂，轻重缓急不是绷着的弦，倒像是老农民看天吃饭，该忙时不含糊，该歇时不硬撑。
再往深里说，轻与重，原是人心的秤。乡下的草垛，看着轻，却是过冬时耕牛吃的粮;城里的奖杯，看着重，有时不如群众的一封感谢信。当年在生产队，有人觉得挣工分最重，可父亲总说，帮乡里乡亲抬个病人、修个屋顶，这些没工分的事，比工分还金贵。后来在岗位上，见过有人把职位看得比天高，却忘了手里的权力该为谁用。轻重的秤星，从来不在事物的表面，而在心里的方寸间。
缓与急，是时光的沙漏。庄稼该浇水时不能等，可揠苗助长只会枯死;学问该慢慢磨，急着求成只能是半吊子。当年写稿子，总想一夜成名，后来才明白，好文章得像老陈醋，得慢慢发酵。有回给年轻人改稿子，他们总问能不能快点发表，我就想起乡下的柿子，青的时候摘下来，涩得没法吃，得等挂在屋檐下，经了霜，才能甜透心。缓不是慢，是给事物生长的时间;急不是快，是看准了时机就出手。
说到底，轻重缓急是人生的修行。年轻时以为是技巧，后来才明白是智慧;起初以为是选择，终究懂得是本心。就像乡里的老木匠建房子，哪块木头当梁，哪块当柱，哪块得慢慢刨，哪块得赶紧凿，心里有了数，手上才有准。这世上的事，从来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越对越好。
如今坐在窗前，看小区的树影挪过窗台，忽然想起当年乡下屋门前的那棵老梨树。春天萌芽开花、长叶展叶，夏天枝叶繁茂、果实发育，秋天果实成熟、叶片变色，冬天落叶休眠、守着枝干——它从来不管人间的忙乱，只按自己的时节生长。人活世上，也得像老梨树这样，把得住自己的轻重，守得住自己的缓急，便是活出了滋味。
轻重缓急这四个字，说白了，是让人在纷纷扰扰里，活成自己的定盘星。拎清了，如果硬要排个序，那就重而急排第一，重而不急排第二，急而轻排第三，轻而不急当然排最后。
